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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沒有寫西牆下的夾竹桃：雨後的院子，蜻蜓在空中飛舞，有的一隻架在另一隻的身上飛，我們不知道這是愛情，我們管它們叫“架彩”﹔有的蜻蜓落在盛開的夾竹桃上，悄悄地走過去， 一抓一個……如果能抓到“膏藥”或者“撈茲兒”（兩種特殊花 紋的蜻蜓），那就是中彩瞭。
我沒有寫草地上的指甲草：姐姐把指甲草上的花瓣摘下，用小木棍兒在石頭上搗碎，除瞭把她的指甲塗得通紅，還把它塗在我的腮上，我們一起哈哈大笑……
我沒有寫小南屋前的玉簪棒：我一歲的時候，手裡拿著含苞的白花兒，光著屁股和它合影。那張照片被壓在玻璃板下，最精彩的地方後來被沁進的水沾掉瞭……
我還沒有寫棗樹上的楊剌子：那綠色的蟲子幾乎蜇遍瞭傢裡所有的人，但回憶起棗樹時，它與又脆又甜的棗子卻同樣出現在你的眼前……用現在的眼光觀察楊剌子,它的外表是很酷的。
想到這些難忘的小生命，似乎被寫空瞭的心忽然又變得充盈起來。
書寫自己的童年是我多年的願望，但是有一天，當我提起筆來的時候，我發現開始的時間太晚瞭，許多事情已經不記得瞭。尤其是那些情感和話語，那些聲音和顏色。
那個傢、那個院子我已經離開瞭五十年，許多人和事都已隨風而去，留下的也已經支離破碎……歲月流逝，星光逐漸暗淡。除瞭時間和距離，還因為十年特殊時期摧殘瞭那裡無辜的樹木花朵，摧毀瞭那裡善良的生命……
“想不起”和“不願想起”，讓我沉重而糾結。我想念那個地方，但是我不願意回去，那裡有我難忘的美好時光，也有不堪回首的記憶……
我看著大樓拐角油煙處理機的一株玉蘭，已經是冬天瞭，沒有一片樹葉，卻有一個個“花苞”俏立枝頭，我實在分不清這是玉蘭樹的“遲暮”還是蓄勢待發的“新生”。
我就像在冬天的季節裡尋找春天的花朵，艱難雖是艱難，但生命的綻放總是給我意外的驚喜！
我還是要寫，童年在記憶的深處，當你試圖喚醒它的時候。有時候它像個陌生人一樣走到你面前廚房油煙，讓你不由不懷疑，這是我的童年嗎，還是我的思念走火入魔瞭？有時候它卻又奇跡般跳起來擁抱你，讓你返老還童。
我努力地在寫。生活本來饋贈給我的“戲劇性”的可以變成故事的情節都隨著時光消失瞭，尤其是那些細節和語言。剩下的隻是一個個鏡頭和畫面，缺少除油煙機的是動人的感情的記憶。
有人說，大人物的回憶是屬於“歷史”的，小人物的回憶則是屬於“文學”的。我雖然是個小人物，但心中童年的故事裡也有刻骨銘心的歷史，我不願意讓我的讀者以為我的童年是在一個虛無的年代度過的。我希望讀者能看到過去，能看到那個時代中一個真實的童年。
我用心地在寫。這不是一部回憶錄，因為我的童年裡還有屬於文學的人性和溫情，也有可以啟迪人生的智慧與文化。我們的心是相通的，我相信，我的童年若寫到心靈深處，便也是你的童年。
這幾年因為各種機會讓我看到許多作傢書寫自己童年的書。我有興趣思考和討論這個問題，我也從同行和朋友們的作品中學習到不少經驗。
希望把童年寫成一部文學作品，那就要在真實的基礎上有適當的虛構。但是許多寫作者在書寫的時候都發現，真實的生活是排斥虛構的。但是沒有虛構，就沒有“文學”。我理解的這裡的虛構，實際是感受過、思考過的生活。我現在寫下的“文學”是感受過的生活。
我自己在書寫童年的時候，經常遇到幾個問題：重大歷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的關系，沉重與輕鬆的關系，童年中兒童視角與書寫者當下思索經驗的關系。
不斷地遇到，不斷地克服，也就不斷地獲得成功感。
我還想寫出老北京的文化，可什麼是北京文化呢？北京文化有好多種，皇傢文化、士大夫文化、平民文化。我們的主人公的身份決定瞭他的文化階層，而不是非要找個京劇演員或者八旗子弟來站腳助威。
北京有句老話：東富西貴，南賤北貧。在20世紀50年代，雖說都是北京，但各地區又都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。有些俏皮話很有色彩，反問句居多，大都用在不太友好的場合。售票員問：“先生，您買票瞭嗎？”這位先生不高興瞭，就回答：“買票瞭嗎？你把這個‘嗎’字給我去掉成嗎？”再比如，甲不小心碰瞭乙，甲說：“喲，沒看見——”乙回答：“沒看見？！你長著眼睛是喘氣兒用的？”
這些對話有特點，但不能代表老北京人都那樣說話。我覺得古道熱腸是老北京人一個特點，凡事要講個“理兒”也是如此。我盡力而為，不太刻意。
我還莊重地在寫。我要用這部作品寄托我對父親、母親、姐姐的思念，送給我還健在的哥哥、我的朋友們，同時獻給那些真誠和善良的好人。
感謝作傢出版社的編輯左昡、邢寶丹。感謝那些支持和鼓勵我寫作的讀者朋友！
(責編：陳苑、黃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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